学习者

后一篇文章在柏杨去世一片颂扬之声时我就转贴过。

摩罗和余杰当年都是钱理群座下学生，可叹今日走上如此迥然不同的路。
摩罗信了佛，关心其穷人实实在在的苦难；余杰则信起了上帝，跑到小布什面前诉苦，苦大仇深叫叫嚷嚷要把中国福音化、基督化。

所以说，走什么样的路还在于自己的心智，而不在于导师或者其他。
余杰可谓自作孽不可活的样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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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劣根性批判是个伪问题

摩罗

(一派生机，其中隐含着生物链。笑笑五岁画)

中国古人爱说学无止境，对人类来说，更为现实的是“贪无止境”、“耻无止境”。这句感慨来自刘仰的博客文章。今天从新浪网刘仰博客上读到西班牙殖民者的无耻故事真是叹为观止。

“西班牙殖民者在征服现在秘鲁境内的印加帝国时，目的就是为了金银。他们以卑劣的欺骗手段，绑架了印加国王，然后要求印加臣民用金银支付赎金。印加人无奈，几乎把国内所有能找到的金银器具都搬来了，包括王室的收藏，庙宇的摆设，家庭的工艺品等等。仅这一次，西班牙殖民者就获得了黄金近6吨，白银12吨。要知道，这些黄金、白银并不是金砖或银锭，而是各种各样的工艺品。它们的历史、艺术等综合价值，远远超过单纯的6吨黄金。然而，印加人为自己的国王几乎掏空了所用现成的金银，支付了赎金，西班牙人还是将印加国王杀掉了。本系列文章前面曾经提到过这位印第安人国王，就是那个被要求皈依上帝的国王。他既支付了赎金，又皈依了上帝，西班牙人开恩，没有烧死他，而是绞死了他。但绞死之后，西班牙人还是焚烧了他的尸体。”

一百年来我们总是批判中国的国民劣根性，其中预设了一个前提，我们的国民性比不上世界上的主流人群欧洲文明人的性格特征。其实这个预设很难成立。人类的无耻和残忍是相通的。

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批判现象，是长期遭受掠夺与杀戮的失败民族的自虐行为。

如果要进行国民性批判，那是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必须都应该进行的，而不仅仅是中国。但是西方世界没有人对几百年的殖民史和贩奴史进行过自我反省，历史给了他们几百年时间也不见批判发生。他们对于屠杀600万犹太人也没有真正承担起“欧洲”的责任，而只把责任全部堆在战败者德国身上。实际上，自从基督教被罗马帝国接受为国教以来，整个基督教世界都把犹太教及犹太族看作异端，希特勒屠杀犹太人不过是公元三世纪以来欧洲反犹主义的必然结果。这个结果中包含着整个欧洲文化的罪。可是，二战结束以后，欧洲人狡猾地将反犹、屠犹的责任一股脑儿推给了战败者，欧洲主流社会一点自省也没有。

人类的罪恶和无耻是相通的，只是各个人种和民族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所以，揪住某个特定民族猛挖其劣根性，只是一个无法成立的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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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愿柏杨的“自虐时代”就此结束/摩罗 (2008-04-30 11:26:52)
标签：柏杨与鲁迅 国民劣根性 结束自虐倾向      分类：读书札记（兼搜书买书）

柏杨先生以《丑陋的中国人》闻名于世，他的逝世很可能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他像鲁迅一样致力于中国国民性的研究与批评，代表了中国知识精英在中西碰撞过程中强烈的自审自虐倾向。

中国的知识精英从来高高在上，作为一个阶层具有坚实的自信和自负，几乎不屑于自审自省。可是，在与西方列强的交往过程中，他们节节败退，羞恼无以自持，终于不得不低下头来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于是他们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国民劣根性”。这种国民劣根性乍一看当然是指整个民族，但从其代表人物鲁迅的小说创作来看，在实际的言说中常常偏重于底层人，也就是主要体现在闰土、祥林嫂、七斤、华老栓、华小栓、阿Q等等小人物身上。当我们批评“丑陋的中国人”时，脑子里浮现的形象，多半是这些不幸的人们。

穷人的缺点总是最多的，因为富人的挑剔总是最有权威。失败者的品格总是可疑的，因为这一切由胜利者说了算。中国既是这样的失败者，也是这样的穷人。西班牙人奴役中南美洲时期，那里的印第安奴隶因为不堪折磨常常集体自杀。西班牙学者在总结印第安人“国民性”时，赫然写上一条：他们不热爱生活，天生具有结伴自杀倾向。印第安人只能任由这种无耻的诬陷流行几百年之久，因为他们无法掌握话语权。中国人的“国民性”首先是由西方的传教士和鸦片贩子以及枪炮手发现和描述的，中国的知识精英从梁启超开始逐渐接受了他们的批评。鲁迅沿着梁启超的思路狂奔猛进，对他所深爱的国人进行了最深沉的反思、最猛烈的批判。“国民性批判”成了鲁迅一生最主要的学术事业和贡献。

最为要命的是，中国知识精英在批判中国国民性时，其潜在的参照对象正是那些杀遍世界的西方人。在以哥伦布航海抵达美洲大陆为开端的几百年殖民运动中，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以及后起之秀俄国人、美国人、日本人，他们所表现的残忍、凶狠、诡诈、贪婪，无不达到人性的极至。无数岛屿和地区被他们屠杀得不剩一个居民。英国人在自己国家严禁鸦片，可是却用枪炮逼着中国进口他们的鸦片。鸦片战争以后的几十年中，英国人对华外交的中心工作就是耍尽花招要求中国将鸦片贸易合法化。至于西方列强之间的掠夺和残杀，比起中国的战国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跟他们自己所标榜的所谓“文明”相距十万八千里。

在这样的强盗面前，全世界无一例外地沦为他们的掠夺对象，没有一家幸免者（连日本也一度是他们的掠夺对象）。中国当时没有抵挡之力，并不是由于我们的所谓劣根性，主要乃是由于满清皇室把家族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满足于拿全国人民做他们保卫皇权的抵押，而没有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及时调整和改革政治制度。我们跟西方主要的差距根本不是人性或者国民性方面的，而是政治制度方面的。西方人的优秀之处，在于他们在自己的社会内部建设了较为合理的政治机制，奉行较为和平的政治协商和利益博弈的游戏规则，在于他们有一个能够为国家利益和国民利益而效力的政府。这方面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学习的。日本难道有什么优越于中国的国民性吗？他们成功的秘密就在于，他们经过借鉴欧洲列强的政治制度，迅速扭转了备受荷兰、英国、美国、俄国敲诈勒索的厄运。他们不但及时从那一系列掠夺性条约中逃脱出来，而且蛮横地加入了与强盗们分赃的行列。如果中国的精英阶层不是执着于所谓国民性的批判，而是一直致力于制度的变革，我们会在西方人的枪炮下委屈那么长久吗？

我们并没有因为西方人的烧杀抢掠而总结出西方人的所谓国民劣根性，因为这本不是“西方性”或者“欧洲性”问题，而是人性问题。这样的勾当咱们的老祖先在秦灭六国时也干过不少，所有的人群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都曾经“人性恶”严重发作，抓住这些“恶”或者它的反面总结出所谓国民性是缺乏说服力的。事实上这几代中国精英所发掘的所谓国民劣根性，绝大多数都不是独属于某个民族的缺陷，而是人性的缺陷。西方列强在进行殖民掠夺的过程中，大肆宣扬欧洲中心论、欧洲优越论，甚至不惜虚构了“文明”与“野蛮”、“文明性”与“野蛮性”的对立，进而进一步虚构了人性的二元论，即欧洲人的人性和野蛮人的人性是不一样的。我们由于急于向这种胜利者的文化思想靠近，神不知鬼不觉地认可了这种种邪说。

对照着“内修文明、外施暴力”的西方世界来寻找我们的国民劣根性，是近代以来一条错误的文化思路。可是知识精英们的思想一旦进入了这样的路径，一时就难于回头。他们如此擅长于反思自己的缺陷，可是，当他们的反思进入自虐状态时，他们对于自己的自虐状态却缺乏足够的反思，以至于长驱直入一百年。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这种自虐倾向的集中表现，它使得自虐心理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化。自此以后，对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对于“西方性”的趋近和向往，成了我们的基本心理倾向。在鲁迅之后，中国最深刻的作家大多数都是鲁迅精神的继承者，他们对准中国文化、对准中国国民性，进行了狂轰滥炸式的扫荡。柏杨先生是继承鲁迅衣钵，用杂文进行国民性批判的最有影响力的当代中国作家。

由于这种强烈的自虐倾向，我们五四运动以来所圈定的教育资源中，仅仅列入一些表面化的西方文化，本民族文化则完全排除在外。我们因为长期停留在国民劣根性的审视中，而放弃了对于更加深广的人性缺陷的研究，而人性的缺陷是既包括中国人，也包括西方人的。在研究近代史的过程中，我们只看到了受害者出于自尊自卫本能的排外倾向，而看不到外国殖民者对于中国人的屠杀和掠夺。这种教育使得自虐心理内化为我们的本能，以至于一提起国人的某些缺点，我们就本能地像西方殖民者那样表现出厌恶和蔑视。尤其重要的是，由于我们一百年来长期沉溺于“国民劣根性”的自虐体验中，从而大大耽误了我们对于制度建设的关注和努力，这是一个极为惨痛的教训。

中国人应该及早从这种自虐倾向中摆脱出来，挺直腰杆做人。中国人的缺点，都是人性缺陷的一部分。不存在一种独属于中国人的劣根性和罪性，全人类只有一种人性，而人性的缺陷都是相通的、相同的。中国人当下最重要的不是反思自己的所谓劣根性，而是像当年的日本人那样切实地进行制度建设。如果我们的知识精英一直热衷于将国民引入自虐的深渊，那么谁来进行坚实的社会建设和制度建设？

自审总是令人尊敬的，自虐则往往导致严重的自伤，谁愿意看见自己的民族永远这样“自伤”下去？但愿鲁迅和柏杨的时代就此结束。我们不需自卑，不需自虐。我们完全能够建设一个像西方那样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而不要以所谓“国民劣根性”、“中国国情”等等莫须有的理由拒绝这种建设。